近日，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，“90后不愿意去实体经济里工作，在家开网店，一个月赚一两千不用受约束，不用打考勤，这一代人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的隐患是严重的，不只是实体经济，对社会发展都有影响。”

她的这个观点被认为是当下中国试图巩固实体经济，避免“脱实向虚”的产物，是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一次“拨乱反正”。与董明珠同场的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也表达了类似看法，即实体经济才是创造财富的经济，互联网作为虚拟经济应当为实体经济服务，如果虚拟经济成为主业，挤压了实体经济，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实体经济无法支撑整体经济发展，虚拟经济也会变成泡沫消失。

如果仔细分析，就会发现董明珠所说的重点是服务业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劳动力影响，即年轻一代宁愿赚得少一点也不愿去当工人，因为服务业相对轻松，而制造业工作强度高，纪律严格。几天前，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也曾表示，国内基建速度太快，房地产发展过热，吸收了大量农民工短期就业，而制造业需要为员工交税、买保险，抬高了劳动力价格。他还批评，现在的学生毕业后，首选公务员，其次选择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，高素质的工人越来越少。

这意味着制造业大的威胁还不是税负问题，而是劳动力的逃离。即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制造业工作，因为枯燥、强度高，缺乏自由与舒适。而中国同期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岗位，为年轻人逃离制造业提供了机会。因此，每年春节过后，我们总是看到沿海地区的工厂出现“用工荒”现象。这会迫使工厂增加工资以吸引农民工，并承担更多的福利保障支出。

可以看出，引起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因素有两个，一个是人口红利的消失，一个是服务业发展分流了制造业劳动力。前者是趋势性的总量的，而后者是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结果。2012年，中国第三产业GDP首次超越第二产业，从那以后，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，应当说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在总量上是得到了优化。

但大的问题是，中国第三产业（服务业）的效率很低，为什么呢？主要是因为两点，一是绝大部分服务业是由政府或者国企垄断的，本身效率就低。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地产业与金融业发展太快，一个是砖头水泥，一个是资金空转，所占GDP比重较高。因为服务业效率低，才需要大量劳动力。

根据研究，自2008年开始，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效率增速开始降低，主要原因是政策刺激计划导致大量资源流向了地产、基建以及金融等第三产业。这些行业尽管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，但是其劳动生产率较低，远远比不上第二产业（制造业）。比如以2013年为例，农民工返乡已经成为潮流，全国就业情况良好，但扣除物价因素后，第一、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人均真实产出增速分别为10%、8%和1%，这说明中国的第三产业生产效率远远低于第二产业。

如果照目前这个趋势下去，第三产业效率就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速以及增长空间。因此，中国必须提高第三产业的效率，而这就会以减少大量就业为代价，最终让市场决定劳动力价值。目前，第三产业农民工或就业者工资增速较高，是由通胀引起的水涨船高效应，而非效率提升带来的结果，并不断提升社会整体的物价水平，对制造业产生了冲击。所以，从整个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看，低效率的第三产业雇佣了太多劳动力，影响了相对效率更高的第二产业发展。

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，因为低效率意味着低产出，低产出意味着低收入，低收入就会影响总需求并减少经济发展动力。这是一条清晰的逻辑。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，主要由服务业支撑，主要原因是服务业的效率高于第二产业，因此成为高收入国家。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正在削弱，依靠技术提升效率还需要时间，如果依靠低效率的服务业发展，将无法摆脱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 因此，这不仅仅是制造业的困惑，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的挑战。